2024年3月，陈女士为正在准备留学申请的孩子，与乐载浩洋教育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总费用为28万元人民币的“精英计划—申请服务协议”。协议约定，在为期两年半的服务期内，该公司将为孩子提供语言培训和留学申请两项服务。

然而，仅仅10个月后，陈女士因对机构提供的服务不满意，于2025年1月正式提出解约。让她没有想到的是，真正进入退费核算环节后，合同中的一项格式条款让她陷入了“无费可退”的困境。

一、28万元“精英计划”，家长买的是标化+申请一站式服务

陈女士之所以选择乐载浩洋教育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，是因为看中了该机构所谓“标化+申请一站式”的服务理念。对于准备申请海外学校的家庭来说，留学规划并不是单一课程，而是一整套长期服务，通常包括语言培训、标化考试、背景提升、选校定位、文书指导、申请递交、面试辅导以及录取后的后续支持。

也正因为服务周期长、环节复杂，家长才愿意一次性支付高额费用，希望机构能够在孩子未来两年多的申请准备过程中，持续提供专业规划和陪伴。陈女士支付的28万元，本质上购买的不只是几节课，而是对一个完整留学申请周期的信任。

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。留学服务金额高、周期长、信息差大，消费者在签约时很难立刻判断机构后续能否持续履约。一旦服务体验不达预期，或者家长对机构专业能力、沟通效率、服务质量产生疑虑，退费就会成为矛盾集中爆发点。

二、合同条款先扣50%，再扣实际消耗成本，家长质疑不合理

这起纠纷的核心，是合同第24条。该条款约定：“如甲方于签约后6个月后至文书/选校指导服务开始前提出退费，乙方将扣除总费用的50%以及实际核算后消耗成本，剩余费用退还甲方。”

乍看之下，这是一项普通退费条款；但真正计算时，它对消费者极为不利。按照机构的核算方式，28万元总费用要先扣除50%，也就是14万元；同时，托福、SAT等已消耗课时费用被核算为14.68万元。两项相加，扣费总额达到28.68万元，已经超过陈女士实际支付的28万元。

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极其尴尬的结果：家长提出解约后，不仅拿不到剩余退款，反而被核算为还需要补交6800元。对于一个两年半周期、包含多项留学申请服务的项目来说，如果大部分服务尚未实际发生，却因为合同条款被几乎扣完全部费用，这样的退费逻辑显然难以让消费者接受。

三、14项服务只做了3项，却几乎扣完28万元？

陈女士最不能接受的地方，是服务交付比例和扣费比例严重不匹配。她表示，按照合同约定，机构应当为孩子提供14项服务，但在她提出解约时，实际进行的只有整体留学规划方案、标准化考试及学科类培训、英文原版读写能力提升这3项服务。

也就是说，文书、选校指导等留学申请核心服务尚未开始，大量后续服务并没有实际交付。可机构却依据合同条款，先扣总费用50%，再叠加已经核算的课时费用，最终形成“无费可退甚至倒欠”的结果。

留学申请服务不是一次性交付商品，不能只看签约时间来判断机构已经完成了多少服务。签约满6个月，并不等于机构已经完成了一半服务；消费者接受过部分课程，也不等于后续申请服务已经发生全部成本。退费核算更合理的方式，应当围绕已经实际交付的服务、尚未履行的服务以及各项服务的真实成本来展开，而不是简单用格式条款提前锁死消费者的退款空间。

四、解除合同条款未被充分提示，消费者容易在签约时忽视风险

陈女士表示，当时签合同主要是看中机构“标化+申请一站式”的理念，对解除合同相关条款没有特别在意，机构也没有向她重点强调。这一点，其实也是许多留学服务和教育培训纠纷中的共同问题。

消费者签约时，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服务内容、顾问背景、成功案例、课程安排和申请规划上。销售人员在签约前通常也会重点讲机构优势，很少主动强调“如果后续不满意想退，可能会扣除很高比例的费用”。等到纠纷发生后，消费者才发现，合同里那些看似不起眼的退费条款，可能直接决定几十万元费用能否拿回。

对于高额、长期、预付费服务来说，退费条款本来就应该是最重要的风险提示内容之一。如果合同中存在“签约6个月后先扣总费用50%”“再扣实际消耗成本”等明显影响消费者权益的内容，机构应当在签约前作出清晰、醒目的提示和解释，而不是让消费者在申请解约时才第一次感受到条款的约束力。

五、经营范围不含“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”和“教育咨询”，引发质疑

公开信息显示，乐载浩洋教育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9月18日，法定代表人为于凤金，注册资本100万元。其经营范围包括技术咨询、承办展览展示活动、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、经济贸易咨询等。记者注意到，其经营范围中并不包括“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”和“教育咨询”等内容。

这一点对于消费者来说值得重视。陈女士购买的是总费用28万元的“精英计划—申请服务协议”，服务内容涉及语言培训和留学申请。对于普通家长而言，这显然属于留学规划、培训和申请相关服务。如果企业经营范围中并未体现与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、教育咨询直接相关的内容，消费者自然会追问：该公司究竟以什么身份提供相关服务？实际服务团队、合同主体和宣传主体是否一致？

当然，经营范围问题还需要结合具体业务内容和监管规则进一步判断。但对于准备支付高额留学服务费的家庭来说，在签约前核查企业经营范围、合同主体、服务主体和实际收款主体，是非常必要的风险防线。

六、28万元转入个人账户，而非公司账户，风险更值得警惕

陈女士还表示，签约后，她按公司要求在2024年3月至5月间，分三次向于浩洋在北京银行开设的私人账户转账，共计汇入28万元人民币作为留学咨询服务费，而不是向乐载浩洋教育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的公司账户转账缴费。

这一点同样值得关注。消费者与公司签订服务合同，正常情况下，服务费用应进入公司对公账户，并由公司依法开具票据。这样才能保证合同主体、收款主体和服务责任之间形成清晰对应关系。若合同签的是公司，钱却转入个人账户，后续一旦发生退费纠纷，消费者就需要额外证明这笔钱确实用于履行公司合同，维权难度会明显增加。

对于高达28万元的留学服务费来说，转入私人账户绝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小细节。它可能影响发票开具、财务合规、款项性质认定和后续退款责任。消费者在签订类似高额服务协议时，应尽量坚持向合同主体的对公账户付款，并保留完整转账凭证、合同文本、聊天记录和付款说明。

七、相关负责人被限制高消费，关联公司曾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

公开信息还显示，乐载浩洋教育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于浩洋，从2020年起已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列为限制高消费对象。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环宇鸿泽咨询有限公司，也就是Global Intellect Consulting，简称GIC，曾被列为被执行人、失信被执行人。

企查查信息显示，北京环宇鸿泽咨询有限公司与乐载浩洋教育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使用同一联系电话。这些信息对消费者来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，因为留学申请服务不是短期交易，而是要求机构在较长周期内持续履约。家长支付的费用动辄十几万、几十万，一旦机构或相关负责人存在信用风险、执行风险或经营风险，后续服务稳定性和退款安全性都可能受到影响。

被限制高消费、关联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，并不等于乐载浩洋教育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一定无法履约，但这些信号足以提醒消费者：选择高价留学服务时，不能只看顾问包装、成功案例和申请方案，更要看企业信用、负责人背景、历史纠纷和资金安全。

结语：留学机构不能用“一站式服务”收高价，再用格式条款堵住退费出口

陈女士与乐载浩洋教育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之间的争议，表面上是一场合同退费纠纷，实质上暴露了高价留学服务中长期存在的几个风险点：高额预付费、长周期服务、格式条款扣费、服务项目未完全交付、经营范围存疑、个人账户收款以及负责人信用风险。

消费者签约时，以为自己购买的是一套完整的留学规划方案；等到服务不满意想要退出时，却发现合同早已设置了高额扣费门槛。两年半的服务期仅过去10个月，14项服务只进行了3项，但按照机构核算方式，28万元几乎全部被扣完，甚至还出现“倒欠6800元”的结果。这样的退费逻辑，显然很难让消费者信服。

教育和留学服务最核心的资产是信任。家长把孩子未来几年的规划交给机构，也把几十万元费用提前支付出去，本质上是希望获得专业、负责、透明的服务。如果机构不能在合同条款、费用收取、服务交付和退费机制上做到公平清晰，再华丽的“一站式申请”包装，也难以支撑消费者信任。

【北美教育快报】特约报道